这个故事题为“中国女人”,当然我无法写尽这个国家所有的女人,我想写的人叫秦思容,她和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相似——灰蒙蒙的,有着平淡的过去,还有了无生气的未来。但我想为她写点什么,即便对她的命运,所有人都司空见惯。她的生活并不幸福,也谈不上不幸——最起码不用时刻为温饱发愁。在这个苦难深重的时代,她或许是不值得讨论的,所有的一切也不过是作茧自缚,从她决心要追求幸福的那一刻开始,她的人生已开始消亡,此后,只是一部漫长的消亡史。
我认识秦思容是在这个东部沿海城市的梅雨季节。那时候一连下了几十日的雨,天色阴沉,潮湿入骨,连树叶的苍翠也含着水汽,显得格外可恨。我去银行办点事。营业厅门口积满了水,雨仍在下,晕开一圈圈涟漪。我撑着伞,努力一脚跳上石阶,身体在半空里摇摇摆摆,差点不稳,好险。收了伞——是一把三折伞,雨水顺着伞骨泼在瓷砖地上。营业厅里开着日光灯,我坐在椅子上等,外边雨越来越大,日光灯照得我一阵阵地发晕。终于轮到我。坐到窗口前,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子,圆脸,戴着眼镜,扎低马尾,两侧的八字刘海有些打绺,在办理时我看到旁边的工牌,原来她叫秦思容。很快办理完,她把单据递给我,手指上长满了倒刺。
那时我刚辞掉工作,准备全职写小说,可再也没有先前那样丰沛的灵感。为了省钱,我从省会搬到了这个二线城市,在惶惶然中消磨着每一日。我在高架边租了一个房间,二十四小时里的每一秒钟都有车子从身边飞驰而过,听声音很容易辨别车辆的种类:卡车、客车、轿车、警车、还有救护车。不难想象,在不同时段驶过这一段高架的车子们,其中的乘客拥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。它们从这一头到那一头,像是一个个玩具模型。如果真有什么人设定游戏规则,那他必然冷酷无情,他让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在规定的时间驶上这一段高架。
很快我就无法忍受房间外的高架,那一辆辆车撕裂空气,仿佛要直冲到我心里来。我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待在外面,多数是商场里的咖啡店,点一杯可以坐上很久。几周后,我发现一个女人总是在周末来到这里,和我一样,点一杯咖啡,呆坐一个下午。我认出她是秦思容,那个银行柜员。之所以描述她为“女人”,是因为比起工作日的稚气,她在周末显然要成熟很多。她穿着鼠尾草绿的衬衫和半裙,头发随意散落在肩上,擦了暗红色的唇膏,即便她神色茫然,那抹暗红依然锐利得能够穿破梅雨季黏腻的空气。有一天她坐得离我极近,我再次看到了她手指上的倒刺,在每一根手指的指甲盖下方,许多突兀翻起的小小死皮,白色的,微卷的,没有规律。我盯着看了许久,说不清是什么原因,突然很想和她说话。“或许你应该多吃点蔬菜。”我说。她像是从梦里回神,顺着我的目光看到手指上遍布的倒刺,突然笑了。“我吃很多,但没有用。”她说。
此后的每个周末我们都约在咖啡馆聊天。她得知我是个小说家(我自称的)后来了兴致,说自己平常也爱看小说,问故事里的人物是否都有原型。我说多多少少吧,小说家爱从身边的人中汲取一些灵感,或切割或杂糅。她又问可不可以以她为原型写篇小说。我问哪种类型。她说最好是篇爱情小说。爱情小说?我不擅长。她解释说自己并不曾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,她只是生活过于平淡。每当雨天等巴士时,她仰头看到一扇扇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,忍不住羡慕那一种笃定的幸福。“就替我编一点,有一些幻想也好。”她的神色颇为凄凉。我不置可否。以我过去的经验,将幸福的可能寄托于爱情之上显然是不可靠的,可我没忍心打碎她的幻梦。她仍在絮絮叨叨地诉说,大概是讲她觉得唯有爱情是可以自己选择的,是独属于自己的。今时今日,这样的论调自然格外可笑。我很快厌倦她的爱情至上论,心不在焉地听着。那天走出咖啡馆时,梅雨季快要结束,热气从地面一阵阵地涌起,牢牢裹住每一个行人,预示着盛夏即将来临。雨水未干的柏油马路上,汽车依旧飞驰而过,轮胎溅起一排水花。我在人行道上努力避开水洼和青苔,颇为艰难地走回家去。到家时暮色已至,房间里没开灯,拉开窗帘,对面的居民楼透出四四方方的一格格灯火。我又想起她,秦思容,她像是随时会出现在这一个个窗户后,一个住在幸福影子里的幽灵,嘴唇上涂着突兀的口红。